大明永乐三年(1405)圣武神功的成祖皇帝命三宝太监郑和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起锚,其中“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换算成现在的单位长约138米,宽约56米),中小船只不计其数,杨帆之时,遮天蔽日。
像这样的航行,共坚持了7次,每次花费数十万贯,大明的神威远播海外,万国倾慕,每到一处又大把撒钱。
于是,各小国在“好客永乐”这一口号的感召下,纷纷派遣使臣乘坐免费宝船,携带麒麟(实际是长颈鹿)、犀牛、孔雀、木香、珊瑚这样的珍稀动植物答谢皇帝的厚恩,然后带着大皇帝赏赐的黄金、珠宝满载而回。
甚至有的王子觉得大明实在太富有了,大皇帝又是这样的好客,干脆就不走了,在京城住下,娶妻生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当然,这样规模的船队,虽然不在乎外藩的那点小钱,也不可能不开展一些贸易,“平等互利”显然有点小家子气了,“厚往薄来”才足以彰显大皇帝泽被四方的仁德。
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惊叹瓦伦西亚逆袭成功,匪夷所思的晋级!
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虚幻的脸面,而自宋元以来,日益繁荣的民间海外贸易在郑和强大“国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民间海外商贸体系自此崩溃。
香料本是奢侈品,但多次下西洋后,船队高价换回的香料已严重过剩,堆积如山,最后没办法,只好用这些香料来代发官员工资。
在永乐皇帝驾崩的前三年,明代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银两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了,一直领了40年才将这些过剩的库存(香料)消耗完!
这种“赔钱赚吆喝”的面子工程给明帝国经济带来严重负担,最后终于难以为继。1433年,郑和病逝于印度古里,他第一次航海的起点,也是最后的终点。
65年后(1498年),一个名叫达伽马的葡萄牙人到达了郑和曾立下记功石碑的古里,他树立起了一根桩子,高兴的宣称这是葡萄牙的领土。
达伽马船队劫掠回国的香料和宝石,价值等于出航费用的六十倍!由此,葡萄牙开始了血腥的大航海贸易(抢劫)时代,走向崛起。
资本的魅力
几乎与达伽马同时,1492年,一个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无业青年,经过十多年的游说,终于说动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获得了其人生中的第一笔天使投资。
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哥伦布和他招募的120名船员,分乘3艘小船,带着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国王的国书,开启了他的东方寻宝之旅。
哥伦布此去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想通过冒险(创业)实现屌丝逆袭成高富帅的愿望,走上人生巅峰!为此他还和天使投资人签订了约定,例如要求”航海司令“的头衔,10%的战利品回报,并且要求将他发现的每个国家的总督权过继给他的后代等。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哥伦布的冒险(创业)取得了惊人的回报——整个美洲大陆!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东方大国眼中的“嗟尔小国”,相继成为世界霸主!
这种来自于社会内在经济力量所推动的逐利行动,正是资本的魅力所在!
一旦被点燃便能成就一个个绝妙的循环瓦伦西亚逆袭成功,匪夷所思的晋级:探险家(创业者)获得信贷资金——发现新的殖民地——获得回报——资本扩张——资助更多的探险家……最终突破了农业社会的限制,使得世界物质财富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根据西方学者的数据,在150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的总值大约只有2500亿美元,之前的一千余年里也大致维持着这个数据,而今天是大约60兆美元!
后世的人们往往感慨哥伦布的运气,但设想一下,即便是郑和最先发现了美洲,很可能也就是返回的船上多了几个朝贡的印第安人大酋长以及他们带来的贡品——几根玉米或是一头美洲豹。
硅谷并不是规划出来的
类似于哥伦布、达伽马的故事不断在西方社会上演,对自由市场的崇拜和对财富的追逐创造出一个个神话,19世纪风靡美国的西进运动,正是这类故事的延续,所创造的神话——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之一,汇集了苹果、谷歌、IBM、思科、英特尔、甲骨文等等一众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公司,象征着人类21世纪的科技精神,单提“硅谷”就足以证明一切。
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虽然名字叫硅谷,中国的很多城市也都争着喊着要向它学习,要建设某某的硅谷,却鲜有人知道,硅谷并不是设计规划出来的产物。
硅谷的产业发展遵循着一套美妙的自发秩序,就像《硅谷百年史》里面说的,“一个产业带动另一产业的连锁反应”。
硅谷的实际性大发展起源于19世纪中叶美国的淘金热,看过美国西部片的人都知道,这里是冒险家的天堂。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年轻人,不远万里前来淘金,本质上和他们的哥伦布老前辈没什么区别。
淘金需要采矿、运矿,这直接催生了当地的铁路业,铁路再带动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港口业,而在有了港口后沿海小渔村成功晋级大城市!(这让人想到深圳,不同的是没人给美国西部的城市画个圈圈)。
大城市需要集中供电,而输电需要高压电力线,这使该地区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同时,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转而投资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由此形成了今天以硅谷为中心的旧金山湾区!
在产业布局上,政府往往希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中,种瓜有可能是得豆,种豆又可能得菜。以硅谷为例,如果淘金热出现得更早一些,或者更晚一些,会不会仍然在湾区催生出一连串神奇的化学反应瓦伦西亚逆袭成功,匪夷所思的晋级?没人知道。
全面落败的实体经济
今年两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次正式写入国务院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粤港澳三地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话题。
至于为什么叫湾区,据说是因为高大上,原来的珠江三角洲一听就有很浓的乡土气息!这和狗蛋进城后要取个英文名叫做Dicky道理是一样的。
然而,正如上面所说的,硅谷并不是规划出来的产物,科技创新推动的实体产业升级才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旧金山湾区之所以成为旧金山湾区的关键。
根本动力则来自于民间资本对高回报利润的追逐!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珠三角本应是制造业升级的阶段,但现在的情况,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正在吞噬着本区的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火箭还没进入轨道就已面临燃料不足的问题!
以科技创新著称的深圳为例,2016年是深圳制造业最艰难的一年,世界灯饰巨头飞利浦(深圳)公司宣布解散,华为终端部门宣布搬迁至东莞松山湖。以高新技术产业著称的华南第一区——深圳南山区1-10月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竟出现同比20.5%(数据来源于深圳南山区统计局)的负增长!
而广州第一工业大区黄埔(含萝岗)最近几年GDP与工业产值的增速明显放缓,2016年的GDP名义增速只有4.4%,只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
与此同时,微软宣布计划关停诺基亚的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日资巨头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
因为国内成本日渐高企,玻璃大王曹德旺选择到美国建厂,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那么,届时,所谓粤港澳湾区将是只剩下无根金融和泡沫房地产的海市蜃楼,朝着香港模式飞奔而去,又何谈建设中国的旧金山湾区?更何谈辐射带动整个华南地区?
硅谷经验与创新困局
美国的经济为何长期称霸全球?一是纽约的金融,二是硅谷的高科技。
而硅谷的高科技首先得益于他鼓励冒险(创新)的文化。前文提到这和哥伦布、麦哲伦的探险精神一脉相承,这种文化是最难学的。想到赚钱,他们是鼓励大发现,我们是买房置地,所以大航海时代西方获得大发展,东方总在走循环。
到了现代,我们仍然是买房置地,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也是得自房地产,把个“房产经济永动机”玩的炉火纯青,以不变应万变,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勾当,还是交给“傻不拉几”的老美干吧。
其次,风投为硅谷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基础。美国科技公司的背后都有风投的身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沙丘大街3000号,集中了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吸引的风投资金占美国风投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中国虽然也有风投,但更多的是投资所谓模式创新,比如时下大火的“共享单车”,最后比拼的不是技术创造,而是谁的钱多,本质上类似于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
同时,美国有着一套鼓励创新的完善制度,包括严格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拜杜法案》等保护创新的法律法规以及减税降费的政策支持。为了鼓励创新,美国将资本利得税降为20%,长期的资本利得税甚至一度降低到15%。而我们国家虽然资本利得税也是20%,但在去年8月又新增一个6%的增值税 !
一边是特朗普上台准备进一步降税,制造业回流美国;一边是我们哭着喊着鼓励创新,却暗暗还增了税,最后当然是美国股市一路走牛,我国股市“力不从心”啦。
最后,在硅谷形成了成熟的企业生态链,硅谷多数企业规模较小,仅凭自身不可能完全满足生产服务的要求,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外包需求。硅谷地区强力的外包支持系统,就可以及时地将创意和构思变成产品,进行小批量的工业化生产。这些公司相互配合,共同营造了硅谷生态系统。
珠三角在消费类电子的产业链原本也非常完善,但现在因为高成本,飞利浦这类电子公司或者逃离,或者倒闭,这对珠三角这条完善的产业链伤害极大,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倒闭的问题,将是整个产业生态链的奔溃,后果不敢想象!
粤港澳湾区的机会
我们今天再讲粤港澳湾区,虽然粤港澳的媒体都集体高潮了,但若没有实际的行动来降税减费、鼓励创新以及打通资本与实体经济结合的通道,意义将不大!反而可能迎来新一轮的政府大投资。
那么,如何打通资本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通道?
首先说香港,不可否认,随着大陆的崛起,香港在信息、贸易、科技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在逐渐丧失,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低成本融资仍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前几天,广州市“半夜鸡叫”,出台了新的房地产限贷限购政策,我有朋友赶忙去香港做了购房贷款,利率仅为3%多一点,而国内的贷款利率则普遍接近5%,甚至6%!
所以,要想打通资本与实体相结合的通道,引导香港的低成本资金流入粤港澳湾区实体经济非常关键,本身它就有2~3个点的利差,这很可能就能救一家实体企业的命。
再来看澳门,过去十多年,澳门赌业从全球吸金超过2万亿港币,其中主要为内地赌客所贡献。澳门赌业的利润远超全球六大互联网巨头的总和,大约相当于二十个腾讯的利润。
但这些钱除了给澳门本地人带去有限的福祉外,并没有对粤港澳湾区的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带来福音,澳门各大赌场以及背后的大小赌王们,通过将赌场上市,在资本市场上放大财富,贪婪吸血,成了“害人精”。
资本都是逐利的,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赌王们”觉悟高,要改变这种资金循环模式,使之为实体和创新服务,就必须降税减费,鼓励深圳等地科技创新的发展,使其有利可图,抑制金融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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